第一百三十七章最后一个名字(第1/2页)
正月十二，夏瑾到了县城。
她是坐慢车来的，车到县城站已经是下午。炜杰去接站，远远地就看见她——米色风衣，一只旧皮箱，从人流里出来，步子不快，眼睛却在站台上扫了一圈。
“有人跟吗？”炜杰接过箱子，低声问。
“省城换车的时候甩掉一个。”夏瑾说得轻描淡写，“皮夹克，四十来岁，省城牌照的吉普。手法一般，就是不死心。”
炜杰的心沉了一下——开馆第四天那个怪人，果然还没走。
“先回家。”他说，“箱子给我，你空着手走。咱们分头走，巷子口见。”
二十分钟后，夏瑾坐在了炜家的堂屋里。炜守拙给她沏了茶，自己搬个马扎坐在门边，不声不响，像一截老树。
“查清楚了。”夏瑾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一个小布包，一层一层打开，摊在桌上，“温启明这条线，从上往下数。最上头，衡安投资，往下，温启明，出面办事的，再往下——伊藤博光，日籍，衡安当年那百分之三十外资股份的实际持有人。”
她拈起第一张纸——一张复印件，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查询件。
“伊藤博光，名义上是独立的贸易商。但我顺着他的船务往来查了半年，他的每一条线，最后都汇到同一个地方。”
第二张纸。一张名片，日文，边角磨圆了，像在人兜里装了很多年。
“三共商事，东京。”夏瑾说，“伊藤博光的名义雇主。”
堂屋里很静。炜守拙端着茶缸的手，停在半空。
“三共商事现在还在。”夏瑾一字一字地说，“社长——森田一郎。”
她把最后一张纸推过来，是一份日文报纸的剪页，配着一张黑白照片：一个穿深色西装的老人站在一幢老楼的门口，楼门楣上，一块旧匾。
“森田一郎，今年六十八岁。三共商事是家族生意，传到他是第二代。他的父亲，森田重光——”夏瑾抬眼看着炜杰，“六十年代常驻北京，名义上是商社驻在员。”
驻在员。
这三个字像一根针，扎进炜杰的脑子里。他想起石青山的叮嘱，想起陈列馆里那张假合影，想起电话里那句“三年之内，不问，不查”。他把脸上的动静压下去，只问了一句：
“证据链呢？从衡安到森田，中间每一环，都有凭证吗？”
“有。”夏瑾把布包里的东西理成一列，“温启明的资金流水，香港这边的影印件，伊藤博光的股权代持文件，他和三共商事之间二十年的船务单——每一张的单抬头，都是三共商事。链是完整的，一环不缺。”
“缺。”炜杰摇头。
夏瑾一怔。
“链子的每一环你都钉死了，可这条链子为什么存在——谁在六六年立的桩，立桩的时候，经手的是谁——”炜杰缓缓地说，“这一环，你没有。”
夏瑾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忽然笑了，笑里有点苦：
“对。这也是我半年里唯一没查到的东西。温启明只是个跑腿的，他上头为什么是日本人，日本人为什么早在六六年就把手伸进来——这道门，我敲不开。”
她知道他在说真话，却不知道他心里装着的那只铁箱，正好藏着这道门的钥匙。
石青山的三年之约，像一根鱼刺，扎在炜杰喉咙里。他说不出口。他只能把话绕开：
“这个森田一郎——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我？”夏瑾把剪报收回去，“我只是查名字的人。名字查到了：衡安、温启明、伊藤博光，最后汇到森田一郎。至于拿这个名字怎么办——”她把布包系好，推到他面前，“是你的事。”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第一百三十七章最后一个名字(第2/2页)
“东西放你这儿不安全。”炜杰皱眉。
“所以原件我复印了三份，分三处存。”夏瑾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肩膀，“这一份给你。真要有那么一天——”
她没说完。门外，炜守拙慢慢开口了：
“森田。”
两个人同时回头。老爷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桌边，端着茶缸，望着那张剪报上老人的脸。
“爹，您认得？”
“不认得这个小的。”炜守拙的声音很缓，“老的……一九六五年，天津港，我见过一个日本商社的人，姓森田。清点滞港物资，他站在一边看，看我背岩芯样品的篓子，看了一个钟头。”
堂屋里静得能听见炉火的声音。
“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老爷子望着窗户外面，像是望过很远的年头，“他说，老先生，石头是有主的东西，背的时候，心里要有个数。”
夏瑾轻声问：“您后来……”
“后来我进了山，就没再见过他。”炜守拙放下茶缸，转过身，慢慢走回自己的马扎，“刚才那张报纸上，楼门口那块匾——跟他当年名片上印的地址，是同一个地方。”
正月的风从门缝里挤进来，吹得灯花一跳。
第二天，炜杰去拜访了霍禹。
老爷子年前没回香港，住在县城招待所，说是要看南方的雪。炜杰把三共商事和森田一郎的名字说了，只说是夏瑾查商业对手查到的，没提岩芯和铁箱。
霍禹听完，拄着手杖，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。
“森田家。”老爷子终于开口，“我做船的时候，跟三共商事打过交道。表面做五金矿产，底子……不干净。六十年代在天津、北京都有腿，七十年代撤回去过一阵，八十年代又出来了，做二手船、拆船，什么都沾。”
“霍伯伯，这个人能动吗？”
“动？”霍禹看了他一眼，“炜杰，动一个人，要先知道他最怕什么。森田不怕官司——他这辈子，档案比你的厚十倍。他只怕一样东西：有人把他爹那页翻出来。”
“他爹哪一页？”
霍禹没有回答。他走到窗边，望着院里的雪，很久，才缓缓说：
“一九六六年冬天之后，森田家的生意突然大了起来——大得没有道理。行业里的人私下传，说老森田在北京收了一批货，货的内容没人见过。”
老爷子转过身，手杖在地板上轻轻点了一下：
“我年轻的时候不信这些闲话。现在老了，见得多了——我信。”
临走，霍禹送他到门口，忽然又说了一句：
“炜杰。你要是哪天真走到东京去——替我带一句话给森田一郎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戏楼还开着没有。”霍禹望着他，眼睛在暮色里深不见底，“这是他爹当年欠我的一句话。他听了，就知道你是谁。”
当晚，炜杰把夏瑾给的那份材料锁进保险柜，回到家，已是深夜。
刚进门，传达室老头后脚就跟了进来，手里举着一封信：
“炜总，怪事。傍晚有人从门缝塞进来的，没贴邮票，没写寄信人——就写着您亲启。”
信封是牛皮纸的，入手很轻。炜杰拆开，里面没有信纸。
只有一样东西——半张黑白照片的角，裁得方方正正，两寸见方。照片上一角旧棉大衣，一角站台，雪。
照片的背面，用铅笔写着四个字，笔画又急又重：
“去问守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