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文启本来以为，《新乐府报》会帮助苏泽，支持苏泽的儒学一统论。秒璋洁晓税旺 勉费越犊
因为之前《新乐府报》虽然偶然也会刊登一些爆论，但基本上都是维护官方立场的，何心隐和李势还多次写文章帮助苏泽解围。
苏泽的实学理论，本身也吸收了不少心学泰州学派的内容，和何李二人的理论相合，两人应该支持苏泽才对。
可让孙文启没想到的，《新乐府报》这一次，竟然拆了“实学一统论”的!！
而且拆的还是柱子！
《新乐府报》最新一期，李贽署名的文章出来了。
文章开头先捧了苏泽几句。
“苏公“天理人理’之辨，直指本心，所谓天道亘久，而人心不常也！”
话锋一转，问题抛出来了。
“既然人理可以“随心而变’，随时代而迁流。”
“那李某一问：儒家千百年来最根本的“三纲五常’一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，还有仁义礼智信一一是不是也在这“可变’的里头？”
“它是像日月运行一样永远不变呢？”
“还是也只是某个时代、某种情境下“人心共约’的产物，也能随着世道变化而调整？”
问题提得很直白。
看到这里，孙文启的手都在颤抖！
李贽是疯了吗！？
纲常理论，乃是儒学的支柱啊！
他这是用苏泽的理论，来攻击儒学支柱啊！
李贽接着分析。
“程朱说“纲常’就是天理，万世不能动。”
“君尊臣卑、父尊子卑、夫尊妻卑，是天地定位，阴阳大义，像太阳月亮一样不能改。”
“可要按照苏公的新论，“天理’管的是自然万物，鸟兽草木，物理化学。”
““人理’管的是人间秩序，伦常规范，人心共识。”
“那么“三纲五常’管的是人和人的关系，显然该归入“人理’。”
既然归入“人理”，李贽就往下推。
“既然是「人理’，它的根基就在于“人心之良知’在具体历史环境里的运用和共同约定。”“那么，这“良知’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地方、不同人群里，所认为对的“纲常’具体内容，会完全一样吗？”
“有没有可能随着世情变化、认识加深，也跟着变？”
他举了例子。
“不说远的，就说汉唐。”
“汉代，丈夫死了妻子改嫁，虽然不算好事，但也常见，没后来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’那么严厉。”“到程朱之后，这套规矩越来越紧，成了捆人的绳子。比奇中蚊罔 吾错内容”
“这不是“人理’随着时代在变吗？”
“父子关系也一样。”
““父慈子孝’，本来是双向的。”
“《礼记》说：“父子笃，兄弟睦，夫妇和，家之肥也。’慈和孝是并提的。”
“可后来的法律礼教，多半只强调“子孝’的责任，对“父慈’的义务说得含糊，甚至认为父权绝对，子女几乎没人格。”
“这算不算“人理’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偏斜？”
李贽的意思很清楚了。
他不是要彻底否定纲常。
他是借苏泽“人理可变”这个说法，质疑把特定历史时期固定下来的纲常教条当成永恒天理的正当性。这为“与时俱进”地修正它，打开了一个理论上的口子。
他接着写。
“苏公提倡“实行而一’，说探究天理要“实行’，体察人理要“致良知’，最后要统一到经世致用的“行’上。”
“李某赞同。既然如此，对于“三纲五常’这个人理核心，我们是不是也该用“致良知’的精神，重新看看它在当下时代是不是真的合乎人心公义、社会需要？”
“是不是该用“实行’的态度，检验它的具体规矩在现实里到底产生什么效果？”
“是让人伦更和睦、社会更进步，还是制造压抑、不公和僵化？”
他追问。
“如果发现有些具体的纲常条目，已经和现在大多数人的良知感觉相反，或者在社会“实行’中弊大于利，”
“能不能依照苏公“人理随时代迁流’的理论，对它进行合适的调整、解释甚至革新？”
“而不是抱着老古董不放，硬把它塞进“永恒天理’的框子里，逼着所有人遵守？”</
p> 文章最后，李贽把问题抛回给苏泽和实学同道。
“这问题可能有点尖锐，但实在是因为李某看重苏公的新论，期望很高。”
“如果“实学’只停留在研究鸟兽、种豌豆、算历法，对人间最重要的伦常秩序不敢碰、不愿想，那它的“统一’大业，难免有避重就轻、虎头蛇尾的嫌疑。”
“真正的“实行而一’，应该勇于用“实行’精神探究自然的奥秘，也应该敢于用“致良知’的勇气审视和完善人间的规范。”
“这样，天理和人理才能真正贯通，学问才能称得上“大道’。
“我等着听苏公和天下有识之士的高见。”
文章一登出来，立刻炸了锅。
孙文启看得汗流浃背！
李贽的文章太大胆了！
可偏偏按照苏泽的理论来推演开，李贽的理论确实没错啊！
纲常是属于人理的，既然是人理，总要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。+顽¨夲`鰰￠栈? .芜?错.内~容/
李贽举的父子和夫妻的例子，确实也是如此啊。
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，也没有忌讳休妻改嫁啊？
甚至二程和朱熹本人，也没有太强调守节。
反而是程朱之后，宋末开始，才对女子守节越来越重视。
而且孙文启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另外一点！
纲常之中，最重要的是君臣的纲常！
李贽没有讲君臣的纲常！可如果按照这个理论，岂不是君臣的纲常，也要随着民心和风气改变？这也太可怕了吧!！
孙文启颤颤巍巍地放下报纸。
这文章太大胆了！
纲常乃是儒家礼教的核心议题，李贽竟然借着苏师的“实学一统论”，来动摇纲常这个根基！偏偏他的推论严谨，孙文启根本找不到破绽！
这就是大儒之间的论战吗？
太可怕了！
孙文启天资聪慧，过目不忘，他本以为自己在国子监中成绩上等，日后总有一天，也能达到大儒的境界。
但是今天这几篇文章让他动摇了！
什么是大儒啊！
笔秉春秋！字动人心！
这文章争的可是天下人心！
甚至李贽这文章，就连孙文启都动摇了。
君臣纲常，是否真的是不可更易的呢？
这个念头冒出来，孙文启都觉得大不敬，可他也忍不住思考。
今上有德，大明国祚因此兴盛。
可若是君上是桀纣那样的君主呢？
若自己是臣子，要如何守这份纲常呢？
孙文启不知道。
冷静下来，这种争斗，不是自己这个小卒子能参加的。
茶馆里，士子们吵得面红耳赤。
一个老监生拍桌子：“李贽这是诛心之论！借着苏大人的架子，来拆儒家的祖庙！”
年轻监生反驳：“未必！苏大人既然说人理能变，李卓吾不过是顺着推了一步！纲常难道真是万古不变？《孟子》里的话又怎么说？”
“纲常是立国之本，人伦之基，怎么能随便说变就变？这说法一出，天下岂不要乱？”
“乱什么？苏大人说了，变要基于“致良知’和“实行’！如果大家良知都觉得某条纲常不公不好，为什么不能议论、不能改？这才是真儒者的担当！”
“李贽居心不良！他这是要蛊惑人心，动摇国本！”
“我看是有些人心里有鬼，怕这「人理可变’的刀子，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特权！”争论迅速从茶馆蔓延到书院、衙门，甚至街头巷尾。
支持的人觉得李贽问到了关键，点明了苏泽理论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。
反对的人觉得这是洪水猛兽，在挑战千百年的秩序根基。
孙文启好不容易从李贽的文章中“挣脱”，然后翻开了《商报》。
本来孙文启是想要平复心情的，因为《商报》对于这种政治上的大事，素来是比较冷淡的，一般就是转载简评一下，点到为止。
可这一次，《商报》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文章！
看了这篇文章，孙文启的冷汗又下来了！
《商报》的社论标题很直白：
《“崇本抑末”再思一一从苏公“人理可易”说起》。
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。
“苏公明言：天理
亘古，人理迁流。”
“所谓人理，即人间伦理规范，须据时代而变，循良知而调。”
紧接着笔锋一转：
“既如此，我辈当思：延续千年的“崇本抑末’之策，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？”
下面开始摆事实。
“古之“本’，指农桑；“末’，指工商。”
“《汉书》有载：“农，天下之大本也。’历代抑商，理由无非：商贾不事生产，囤积居奇，易致奢靡，动摇国本。”
但文章随即反问：
“此理于古或然，于今亦然否？”
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。
“其一，农事已非往昔。”
“武清伯育种实验，化肥增产，皆赖实学格物之功。此功何来？非纯农桑，乃工、算、化诸学协作。”“若无人制肥、无人造器、无人研算，增产从何谈起？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。”
“其二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。”
“军械革新，赖匠造；船舶远航，赖舟匠；铁路开凿，赖机造。无工则兵弱，无商则货滞。”“近年边关粮饷转运、棉布成药流通，皆靠商队网络。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。”
“其三，民需已变。”
“古时民求温饱，农为要务。今京师及江南诸地，百姓所求不止于食。”
“有求棉绸之暖，有求书籍之明，有求钟表之便。此等物产，孰人供给？工匠与商贾。”
“若强抑工商，则民需不达，反生怨隙。”
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《四民道德论》。
“苏公昔言：士农工商，皆国之栋梁，各有其德，各尽其用。”
“士以忠信，农以勤朴，工以精巧，商以通达。四民协和，国乃强盛。”
“此论早已破“末业卑贱’之旧念。”
“今苏公再倡“人理可易’，恰可为此论张目。”
接着分析“崇本抑末”在当下的实际后果。
“仍持旧念，则工商之才受抑，创新之术难兴。”
“北洲垦殖、南洋贸易，皆需商贾组织、工匠随行。若视彼等为“末’，事事掣肘，开拓之业何以持续？”
文章也并非全盘否定“重农”。
“农仍为基，此毋庸置疑。”
“然“重农’不必“抑末’。可并行而不悖。”
“如苏公“实行而一’之精神：农事需求，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；工商之利，亦可反哺农桑之基础。”最后回到“人理可易”的核心：
“古之抑末，因当时工商多涉奢靡投机，于小农之世确有弊害。”
“然今时已不同。工商若导之以德、规之以法，可成富国利民之臂助。”
“若仍守旧条，视其为必抑之“末’，则恐束缚天下活力，背离“致良知’“务实而行’之新儒精神。”
文章结尾简短有力：
“故请朝野再思：”
““崇本抑末’是否当随世而易？”
“农工商之关系，是否可据苏公“人理’之说，予以更合时宜之调整？”
“此非弃本，实为固本开新。”
社论署名是《商报》主笔。
文风平实，几乎没有修饰。
但问题提得直接，条理也清晰。
可文章的意思，指向了千年来一项国策一一重农抑商。
文章的意思很简单，这项国策是否还应该继续实行下去？
文章的立论和推论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甚至这篇文章有关古代王朝为何执行重农抑商政策，都有深刻的理解。
也正如文章所说的那样，如今的商人也越发的重要，京师这些年来的发展，不就是源于工商业的兴盛吗？
朝廷开征商税的地区，官府也用征收的商税办了很多实事。
那是不是要改变千百年的国策，取消重农抑商？
可孙文启还是本能地觉得不对！
可偏偏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。
再看文章的署名，原来是《商报》主编范宽。
孙文启合上报纸，原来这就是苏师口中的大争之世啊！